盱眙“圣谕戒石碑”小考

马培荣

古时候的官员亦有清廉勤奋、为民作主、正直贤能之仕。如历代的盱眙官员中，就有胡应麟创“拙补园”勤理政务，范国柱筑“退思堂”思虑民情，郭起元修“介石堂”以示恒心，叶本建“清风亭”以修清廉等清官典范。更有许多官员将圣人箴言书于案桌之侧，称之为“座右铭”，以时时警省、日日修心。在县郡州府遵照圣谕所设“戒石碑”，亦为此意。在盱眙第一山，就有一尊“圣谕戒石碑”。在此，笔者将一己陋知，谦告与众，亦望行家指点。

第一山上戒石碑

在盱眙县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有一尊石碑，名曰“戒石碑”。过往游人见之，皆驻足瞻观、默诵碑文，莫不为其文其意所感染。该碑身为坚硬青石，高六尺六寸，阔二尺八寸，厚四寸八分，圆冠方身，敦实厚重。尽管该碑不甚高大，但仍显得庄重挺拔、威严肃穆、气宇昂然，好有一种不凡的皇家气度。碑身正面竖刻四行楷书，计16字，文云：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历朝历代，百姓对于贪官酷吏恨之入骨，好皇帝也都希望各地官员时刻警省，不可贪腐、力戒酷政。而上述碑文，正是为了警省官员的铮铮之语。在四行碑文的上方，横刻一线，线上竖刻“圣谕”二字，更使该碑显得气宇不凡。所以，该碑的全称应为“圣谕戒石碑”。

盱眙县的戒石碑（左）和卢氏县的戒石碑（右）

其实，这样的“圣谕戒石碑”不仅仅在盱眙见到，在全国许多地方也都有此碑被发现。如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卢氏县，也发现有一尊“戒石碑”（见上图）。除碑身石材不同外，无论是碑体式样、碑文布局、所刻文字等，与盱眙的戒石碑酷似，似乎是仿自一物。

既然是“圣谕”，则应为遵皇帝谕旨所制。那么，这尊“戒石碑”究竟是哪位皇帝颁布？又是由何人所书、何时所刻？其碑原立何处、如何移身第一山公园？其刻文何意，奥妙何在？确实有太多的疑团需要解开。

此碑原立县署中

根据“戒石碑”的内容看，应该是为警省官员所设。故要弄清此碑原来何在，则应先厘清县署衙门的建置规制。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前清秀才姚挹之先生，对于清末民初盱眙县署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在参与修撰1961年《盱眙县志》时，根据记忆，对县署建置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此在1961志上有载：

县署坐北朝南，遥对“清风山”（俗称照面山）。最前临街为“照壁”，入为“谯门”上嵌“薰风南来”石匾，门上鼓楼檐下悬“盱眙县”红底金字竖匾。上台有平排三门，中悬“仪门”竖匾。入门有甬道，中设“戒石亭”，内立“戒石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甬道通县官大堂。再后是二堂、是宅院。再后为“皇姑庙”。垣墙外接凤坡岭。（1961年《盱眙县志》卷三·建置·公署。文有删减）

“戒石亭”在县署大院的位置（据光绪志、1961志）

据明万历《帝里盱眙县志》“卷三·建置志”记，“戒石亭”（即圣谕碑亭）为县署建置必设，此亭为明隆庆间盱眙知县常瑶所建。志书记道：

戒石亭。在甬道上，知县常瑶重立。按：戒石之设，天下郡邑俱同，人皆知其文，要在有警于心耳。始自宋乾德三年，令郡国立戒石碑，其辞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国初，诏郡县仍旧设置。（明万历《帝里盱眙县志》卷七·人物志·宦迹）

以此可知，戒石碑始立于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三年（965年）。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亦颁布诏令，所有郡县仍旧设置。隆庆二年（1568年）常瑶来任盱眙知县，又修“戒石亭”，重立碑于其中。据明《万历志》记：

常瑶，山东寿光举人，隆庆二年任盱眙知县。刚方严明，重才举废，陛升王官（指朝廷或藩王府里的属官）。士民立“去思碑”。（明万历《帝里盱眙县志》卷三·秩官）

所以，盱眙第一山的“戒石碑”，究竟是宋朝初年刻勒，还是明朝隆庆年间重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其碑文和式样仍旧是承袭宋代，没有改变。

溯源流传两千载

追溯“戒石碑”的渊源，还得从考古发现说起。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包括完整简1155枚、残片简80枚，分《秦律十八种》等10个部分内容，在《为吏之道》51简中，有一简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据考证，此简应是书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此24字形如箴言，相当于秦国颁布法令的“官箴”，是要求秦国官员必须遵循的“为吏之道”的必守箴言。

而将“官箴”刻石变成“戒石箴”的，最早的记载为唐玄宗时期。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二月，唐玄宗新任163名县令，并作《令长新诫》赐予，训诫共96字，云：

我求令长，保义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秋矜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於贫。无大无小，以躬以亲。青旌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新戒》要求县令（长）以躬以亲，关注民生、均平赋役、教化风俗、劝农俭勤。唐玄宗还要求各县将《新诫》刻石，由此“官箴”发展成了“戒石箴”。由于《新诫》太长，影响了流传。到了唐末，五代十国时的后蜀皇帝孟昶（934～965年）在治理蜀地时，也亲撰了一道《戒谕辞》，全文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公，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日戒，本朕密思。

孟昶的《戒谕辞》也是96字，但其中出现了“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语句，这应该是戒石碑文16字的最早源头。孟昶下令全蜀的县邑将《戒谕辞》刻勒成碑，立于县衙，这也是“戒石箴”的初始。

北宋建朝，宋太祖赵匡胤觉得孟昶“戒石箴”很有教育警示作用，于是仍旧要求各地勒碑以示。到了宋太宗赵光义（赵炅）登位（976年），他觉得原来的“戒石箴”字数太多，过于亢长，不便咏诵，更不便记忆。于是将96字删减，只保留了4句16字，即：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并颁于州县，要求各地刻碑为戒，置于座右，晨夕念之，做一个好官。

到了南宋时期，朝廷令著名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年）书写“戒石箴”范本，颁布州县，令其刻石，置于县衙，以时时警戒。各州县府衙雷厉风行，临摹范本，刻石成碑，为示崇敬与保护，还专门建有“戒石亭”，立碑于亭中。

黄庭坚遵旨书刻戒石碑范本

宋代“戒石箴”寥寥四语、一十六字，言简意赅，易读易记，且由皇帝颁诏在全国推行，所以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现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戒石碑”，且形制如出一辙、碑文一模一样，即因此也。

铭心警醒教为恒

根据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和1961年《盱眙县志》所刊县署图，县署中轴线甬道上即为“戒石亭”所在，“圣谕戒石碑”便立于其中。亭碑位于仪门、升步桥之后，县署大堂之前，知县坐在大堂之上，审理案件、办理公务，抬首便可见“戒石亭”和亭中的“戒石碑”，碑上的16字箴言便浮于眼前、响于耳侧，这种警省之效，与大堂之上高悬的“晴天明月”匾额同出一辙，时时刻刻在敲打为官者的心灵。盱眙历代官员中出现不少清正廉洁的好官，留下许多让庶民记怀的业绩，供祀于名宦祠、乡贤祠的诸位先贤，无不与戒石警省有关。

明清以来，盱眙县署一直在山上。清光绪《盱眙县志稿》称：“知县署在第一山之阳”。民国处仍之。据志载为元代“临淮府”旧基所筑，所以规制完整，建置宏伟，规模巨大，殿堂巍峨高大，庄严肃穆。难怪清末红学、词学、谜学大家吴克岐先生在《犬窝谜话》一书中赞言道：

吾皖县名，以盱眙为最古，秦时即有之。县署为楚怀王故宫遗址，大门上有楼有堞，如城门然，为他处所未有。

在盱眙县署建筑群中，“戒石亭”的两侧还各掘有水井一口，东侧名曰“东龙眼井”，西侧名曰“西龙眼井”。据说，这两口井的设置也有讲究，不仅仅是为了县署取水之用，还有“真龙睁双目，细察官吏行”的寓意，这与“上天有眼，上天难欺”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国初的盱眙县署大堂

1938年1月2日，日寇犯盱城，日军占老九中（原清代试院，今盱眙中学山上校区）和县衙大院为营房，驻军于此。盱眙县署被迫迁至山下大关（即第一山前原关榷所在）。接着，日寇兽性大发，疯狂屠城，老九中和老县署也未能幸免于难，大部分殿堂房屋被付之一炬，“戒石碑亭”也被日军捣毁，“圣谕碑”被推倒在地。日寇退走后，县署的官员和差役来到山上，看到县署大院被日寇糟蹋蹂躏、焚烧砸捣，早已面目全非，不禁痛心疾首，泪洒如注。大家觉得，这“圣谕碑”如此神圣，不能再遭敌寇亵渎。便齐心协力把石碑抬到山下，存放于文庙之中。后来建立第一山公园，此碑也就由公园保存了，它与宋米芾的“第一山碑”一起，成为第一山的“镇山之宝”！

如今，这尊“圣谕戒石碑”还与明巡按御史蒋春芳的“江北誓辞碑”一起，成为“盱眙廉政文化主题公园”的重要实物展品，为党政干部的廉政建设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