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二师子弹厂厂长秦永祥

马培荣 陈福安

在盱眙大地上，长眠着一位为抗战牺牲的革命烈士，他就是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军工英雄吴运铎的亲密战友，新四军二师军工部子弹厂厂长——秦永祥！

秦永祥（1914～1945年），江苏启东泰安乡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到新四军的修械厂，从此开始从事兵工工作。后调至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担任子弹厂厂长。1945年5月，在拆卸一枚日式山炮炮弹引信进行研究时，发生意外爆炸，在送往芦店野战医院途中不幸牺牲，年仅31岁。秦永祥牺牲后，埋葬在野战医院西边不远的小朱郢村外（今属盱眙县天泉湖镇范桥村）。

幼失父母，为谋生沪上做童工

1914年秋，秦永祥出生在长江北岸的启东县泰安村（今江苏启东县泰安港泰安社区）。这里虽说与大上海仅一江之隔，却有着天壤之别，是个盐碱地、贫穷窝。父亲秦亮邦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却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而且还会做木匠活，平日里除耕田种地外，农闲时便挑起木匠家什走村串户，帮人家箍个桶、修个盆、打个桌子，生活还过得去。多少年下来，也置下了几亩地，老两口再加上6个孩子，虽说生活过得紧紧巴巴，但总算能吃个饱肚子。

秦家的几亩地被镇上的地主王粮户看上了，他千方百计想把这几亩地给弄到手。一会说秦家的地碍着他家的田，一会又说秦家地挡着他家的路，要秦亮邦把地让给他。秦家就指望这几亩地糊口，说什么也不能让啊。于是，王粮户动了真格。就在秦永祥7岁那年（1921年）初夏，王粮户歪着心思又来“买”地，秦亮邦看着田里正待收割的小麦，当然不同意。哪知王粮户早已勾结了官府，一纸诉状把秦家告到了县衙。官官相护，秦家输了官司，土地被王粮户霸占，秦家也倾家荡产。秦亮邦被迫无奈，服砒霜自杀；永祥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一根麻绳上了吊，留下的6个孩子转眼成了孤儿。无奈之下，大哥秦永康去一家药房当了童工；姐姐秦永兰、妹妹秦永珍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小弟秦永亮送给了人家（不久后病死）。贫穷的叔父看着哥嫂死去、丢下的孩子无人照顾，便把9岁的二哥秦永高和7岁的秦永祥带回家里，可自己也养不了啊，只能让他们帮着做些简单的农活，帮邻居拔草除地，糊口饭吃。找不到活干，小兄弟俩就捧着一只破碗、拿着一根打狗棍，四处乞讨、相依为命，真是苦不堪言。

1925年，13岁的秦永高听大人说上海城市大，能找到事做。于是他站在江边，看着长江南岸的上海，想到大上海去谋求出路。便和邻家孩子茅运华一起，偷偷跟在大人的后边，混上过江的轮渡，来到上海。秦永高来到上海后，举目无亲，大字不识，白天饿着肚子到处跑厂子找工作，挨家挨户讨饭，喝黄浦江水充饥。晚上就在屋檐下、门厅间、桥底下睡觉。冬天穿着捡来的破棉袄，腰间系根草绳，赤着脚板，饥寒交迫。就这样熬了一年，好不容易才在上海万利袜机公司找到一个差事，当上了童工。

此时秦永祥才11岁，只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家乡生活。转眼过了两年到了1927年，秦永祥想：二哥13岁就去了上海，我今年也13岁了，总不能这样在家讨饭吃吧。于是他一个人离开了家，过江到上海寻找二哥秦永高。经过到处打听，终于寻找到二哥秦永高，此时秦永高正在当学徒。在二哥的师傅和工友的帮助下，秦永祥也进了上海万利袜机公司当童工。从此，兄弟两人相依为命，在上海打拼，食不果腹，衣不蔽体。1929年秦永祥15岁那年，瘦弱的他患了伤寒病，一直高烧不退、昏昏迷迷。由于无钱医治，二哥无奈，只好把他送回乡下老家。幸亏在药房打工的大哥秦永康多少懂得一些医疗知识，加上药房朋友们的帮助，经过尽力抢救，终于脱险、逐渐康复。秦永祥大病初愈，便又回到上海。可是工头不肯收留，几经哀求，工头也没有松口。兄弟二人只好抱头痛哭。好心的师傅和工友们看这两个孩子可怜，大家一起去哀求工头，又一起凑了点钱给工头送礼，一起给工头磕头，工头这才勉强同意留下继续打工。

（秦永祥的二哥秦永高，1955年摄）

就这样一过就是七八年。由于袜机厂设备都是欧洲进口，技术先进，秦永祥脑子灵活，人又勤快，就让他学习“外国铜匠手艺”（即钳工），负责修理机器。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工作细心，心地善良，深得工友们的喜欢。经过七八年的敲敲打打、修修补补，钳工手艺相当精湛，成了厂里的技术尖子。

1936年底，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始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为此，许多的工厂、学校都秘密地组成了地下党组织，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号召工人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外国列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袜机厂的地下党组织见秦永祥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群众基础好，便作为基本群众加以培养。在厂地下党组织的关心教育下，秦永祥提高了觉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工友们一起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工人骨干。次年，秦永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投身革命，搞军工结交吴运铎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战爆发。那年秦永祥23岁。他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走上街头，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号召全民抗日。不久，日军疯狂进攻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国民革命军19路军浴血抗战，秦永祥和工友们一起，为抗战部队送给养、运弹药、抬伤员。尽管将士们血战三个月，但最终失败，上海沦陷。

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经与国民党谈判，将鄂豫皖湘赣闽浙粤等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就在这年12月25日，新四军在湖北汉口正式成立。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江西南昌；4月5日转移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对日作战全面拉开。

随着抗日作战的深入与扩大，新四军枪械维修、武器制造、弹药供应都面临困难。而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武器弹药的补充采取限制政策，使新四军处于“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的困难境地。这些都亟待解决，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创办皖南修械所。为了提高修械所的技术力量，决定从各地抽调技术人员。9月，吴运铎经安源煤矿党组织介绍，一行四人来到皖南，分配到新四军皖南的兵工厂——军部修械所。此时，秦永祥也由上海地下党派送，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在军部教导队学习一个月后，也分配到兵工厂，从此便与吴运铎成为亲密战友。后来，吴运铎在回忆与秦永祥第一次见面时这样写道：

1938年秋，我们正在忙着建立新的兵工厂。这一天，我正在忙着布置俱乐部时，突然来了一位陌生的青年人，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上海的工人，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参加新四军，入伍后先在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兵工厂工作。他诚恳、乐观，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我俩一见如故。从此，我们就在工作、学习、生活在一起了。这位年青的上海工人就是你三叔秦永祥。（吴运铎十一月三日《给秦峰的信》）

（新四军军部简陋的兵器修械所）

据吴运铎回忆，当年创建兵工厂时，条件非常艰苦，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兵工厂地处皖南黄山东北约50公里的叫做“麻岭”的小山村。工厂设在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当时根本谈不上厂房设备，厂房是民房和自己搭建的茅草房，设备是老虎钳、锉刀、锤子、石磨、风箱，还有土筑的炼铁炉，许多设备只能安放在露天的院子里。吴运铎是机电工，秦永祥是钳工，都是当时急需的技术工种。他们把从民间收购的、打扫战场收集的、战斗时用坏的枪支零件集中起来，再将它们分类，修理组装成能使用的枪支、小炮，又把用过的子弹壳搜集起来，重新修理、装药，制作出新的子弹、炮弹，还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枪炮、炮弹拆解观察、研究分析，为我所用，还有的用土法制造各种弹药，打造刺刀、大刀等，供前方战士们打仗。他们还广泛收集废铜烂铁，采购废旧的机床，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制造出各种实用的军工机器。就这样，他们相互交流、不断学习、试验研究，建起世界上奇特的兵工厂，形成了制造、修枪、锻工、枪托、子弹等车间，在抗战中作出他们的贡献。在共同工作和生活中，秦永祥和吴运铎也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而且，秦永祥还成为吴运铎的入党介绍人。

（秦永祥与罗克绳介绍吴运铎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当时，新四军内部的党组织也是不公开的。修械厂党支部一直在关注着吴运铎的思想进步，秦永祥经常与吴运铎谈心，并把吴运铎的思想进步情况向支部作了汇报，提议将吴运铎发展为党员。支部指定秦永祥作为他的培养联系人，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提高他对党的认识和共产主义觉悟。1939年5月18日，在秦永祥、罗克绳的介绍下，吴运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吴运铎在《把一切献给党》一书中记录了的入党经过：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吴运铎跑到后山草地上看书学习。不一会儿，共产党员秦永祥手拿书本也来到这里，并与他促膝谈心。秦永祥问吴运铎：“老吴，你将来准备做什么？”秦永祥的问话激起了吴运铎心中的涟漪，吴运铎把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做一个共产党员！”接着他又诚恳地对老秦说：“老秦，我早就想参加党，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只是我有不少缺点，性情又急躁，恐怕离党员标准太远了。”秦永祥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的是要有坚定的立场，对党无限忠诚，经得起任何考验，不管什么时候，都跟着党走，永不变心！只要努力争取，党一定会吸收你的！”吴运铎激动地说：“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终身最大的幸福，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党，听党的话，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1939年5月18日的晚上，当月亮刚刚爬上山头，吴运铎在入党介绍人秦永祥、罗克绳的带领下，沿着林荫小路，走进一块不大的草地。在这里召开了支部大会。经表决，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吴运铎的入党申请。吴运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面对挂在树枝上的党旗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终身奋斗到底！”（《吴运铎画传——把一切献给党》第五章）

吴运铎经常说，我后来的每一个进步，都有秦永祥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每当回忆起秦永祥，吴运铎总是说：

“他真是个好同志，回想战争的年代里，我和他并肩作战、共同劳动和学习，这些回忆总是给我增加鼓舞，要更好的为党工作。”（吴运铎三月六日《给秦永高的信》）

“你谈到永祥性格急躁，不过我倒不感觉。我觉得他参加革命后，对自己要求很严，不论是政治上、思想上和技术上，都提高的很快，他无限忠诚于自己阶级的事业，也很聪明，这些都是值得向他学习的。”（吴运铎五月五日《给秦永高的信》）

后来，吴运铎同志在中国军工事业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保尔，他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新中国的年轻一代。

九死一生，渡长江归队新四军

蒋介石为消灭江南新四军主力，1940年10月19日发出“皓电”，限令江南新四军撤到江北，同时密令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并调集数十万军队对新四军实施“围歼态势”。一时乌云滚滚、风雨欲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余人奉命北移。修械厂接到军部命令后，忍痛将机器拆毁、就地掩埋后，组织人员开始突围向苏北转移。6日，当军部和部队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经过７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转移过程中，秦永祥因为肺病加重，没有跟上队伍，就打扮成商人模样继续转移。吴运铎也因腿伤复发、化脓感染，高烧不退而掉伍，被一位老大娘救起。老大娘的儿子又找来两个老乡，用担架抬着他找到当地党组织。在一所小学校里，秦永祥和吴运铎相遇。为了便于行动，秦永祥、吴运铎和另外四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组，装扮成难民，在敌人的层层封锁、重重包围、随处盘查下，艰难地向北突围。他们时刻面临着敌人、汉奸的搜捕和追击。凭着机智、坚强和勇敢，在老百姓的掩护支持下，艰难地通过了无数的关口，穿过敌人占领的常州城，来到长江边上。日军的舰艇在江上来回巡逻，封锁了江面，小组成员只好两两一组，分头寻找机会，设法过江。秦永祥比吴运铎大3岁，平时对吴运铎处处照顾，所以他不顾自身病痛，主动要求和吴运铎分在一组，好一路上照顾腿负重伤的吴运铎。

冬天的江边冷得出奇。白天，秦永祥和吴运铎一起潜伏在江边的枯草丛中。到了下午，天上开始飘起鹅毛大雪，天气更冷了，这样的天气根本无法游过江去。秦永祥悄悄地摸到江边一个茅草棚前，见里面只有一位老渔夫。秦永祥便向老渔夫伸出了四个指头，老渔夫一看，立即明白了：“你们是四哥（老百姓对新四军的称呼）？是新四军？”秦永祥亲切地说：“是的，老大爷，我们就是新四军。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转移到江北去，现在日寇巡逻船封了江，我们又没有船，您老能不能把我们送过去？”老渔夫当即就说：“你们要去江北？行！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你们送过江去。你们放心好了，有我就有你们。”

于是，三个人乘着夜色，踏着地上厚厚的积雪，来到江边。老渔夫从江边的草丛中牵出一只小木船。老渔夫说：“村子里的船都被日寇拖走了，这是我提前藏在这里的，船虽小，但这时候正好派上了用场。”他们三人乘着敌人巡逻船刚刚过去的间隙，迅速登上小船，顶着呼呼的西北风，向着长江北岸拼命划去。天漆黑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小船在大风浪中，一会冲上浪头，一会钻进低谷，尽管冷风飕飕、浪花飞溅，两个人都屏住气，不敢出声，也忘记了伤痛，紧张的捏了一把汗，连头上都是大汗淋漓。衣服也被江水打湿，结满了厚厚的冰。经过一个多小时奋力划船，终于渡过长江，到了江北。告别了老渔夫，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吴运铎画传——把一切献给党》第六章）

（老渔夫乘着夜色把吴运铎和秦永祥送过长江）

当秦永祥和吴运铎到了苏北黄桥镇时，正赶上黄桥镇军民举行“庆祝黄桥战斗胜利大会”。他们这才像回到了家、找到了亲人一样，激动的热泪盈眶。

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了巨大损失。军部修械所的人员从皖南向苏北转移途中，在江苏句容县被日军包围，40余人壮烈牺牲。其中，吴运铎的入党介绍人罗克绳，和6位同志一起转移时，在一个小村里被特务发现，不幸被捕，全部被日寇残忍杀害。吴运铎、秦永祥等其他人员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终于冲出重围，先后到达苏北盐城。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3日，新任命的新四军将领宣布就职。25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镇盐城正式成立。2月26日，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并1个独立旅。同时，成立了新四军军工部。吴运铎、秦永祥都分配到军工部工作，继续从事军工事业。

血雨腥风，忍病痛坚持抓军工

重建的新四军军工部于1941年1月底成立，即驻在盐城县岗门镇，由韩振纪任部长，吴师孟、孙象涵任副部长，下辖机工、手榴弹、枪弹、铸造、引信底火、木工和修械7个工厂。吴运铎留在军工部，秦永祥分在修械厂。

军工部刚成立不久，岗门镇就遭到日军飞机的大肆轰炸。军工部只得迁往盐东大佑棉垦三区，继续组织军工生产。5月，大佑棉垦区又遭日机轰炸，军工部再次迁往盐西小阜庄一带。7月，日伪军17000余人对盐阜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军工部所属工厂无法继续集中生产，遂将机床等笨重设备沉入湖塘水底，或埋藏在地下。在残酷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秦永祥始终是带病打仗，表现出了高度的机智与勇敢。战斗打了五十多天，终于取得了胜利。反“扫荡”结束后，军工部奉命迁往阜宁西南的小陈集、董家舍一带集结待命。面对敌人扫荡频繁，根据地范围压缩，工厂不宜集中生产的实际情况，军部首长于8月5日发出指示：撤销军工部，将人员设备调拨各师，由各师分散自行组织军工生产。就这样，两位亲密战友被分到两地：吴运铎被分配到二师军工部修械所，跟随副部长吴师孟一起来到皖东淮南根据地。秦永祥则分配到三师军工部，仍然留在苏北根据地。尽管淮南、苏北两地相隔几百里，又处在战乱之时，但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从来没有淡忘，反而经常通信，交流军工生产的技术和经验，通报各人的思想和生活，像亲兄弟一样、胜过兄弟。

1941年8月份，新四军三师军工部在阜宁县大施庄成立，由原军部军工部副部长孙象涵任部长，原军部军工部工务科长田汝孚任工务主任，人员和设备都来自军部军工部，秦永祥被分配在修械所工作。时有员工200余名，配有2台钻床、4台老式皮带车床、10余台虎钳和其他一些设备，非常简陋。可当时的任务十分繁重，除了修理枪械外，还要进行大量新武器弹药的研制工作。如：研制铜头子弹、研制枪榴弹、改进黑火药、改进雷管的质量等。秦永祥凭着自己熟练的钳工技术，为武器的研制、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新四军兵工厂生产的部分武器弹药）

敌人对苏北的“扫荡”从未放松，新四军一直处于艰苦的反“扫荡”的战斗中，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没有炮，无法长期立足，压力巨大。由于敌人的扫荡，秦永祥所在的三师兵工厂经常“搬家”，有时候在一个小村才落下脚，正准备卸下机器进行安装，突然接到敌情通知，马上又赶紧转移，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真是艰苦卓绝。秦永祥因为患有严重的肺炎，经常发热高烧，可他还是“隐瞒病情”，一直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转移、战斗、生产。

为了适应盐阜地区水网密布、濒临大海的特殊地形和日伪进行大规模“梳蓖式扫荡”，三师军工厂建立了“海上兵工厂”，就是用几十条大木船，将有关机器、工具、化铁炉等装到船上，船舱里装满了炸药及所需的原材料，生活、生产都在船上，每条船就是一个车间，开进苏北北面的黄海，成了移动式的船上兵工厂。敌情缓和时，就把船停泊在河道港汊或近海港湾，抓紧生产；遇到敌情，立即开船转移，和敌人的部队和巡逻艇“捉迷藏”，在转移的过程中，也在赶修枪械、制造武器；如果与敌人遭遇，万一走不脱，那把军工船当作一枚大炸弹冲向敌舰，与敌舰同归于尽。“船上兵工厂”的日子是异常艰苦的，海水又苦又涩，不能喝也不能用，战士们开始吃豆子，吃完了就吃地瓜，地瓜吃完了就只有吃炸过油的豆饼和岸边挑来的野菜，用的吃的是用锅碗瓢盆等接来的雨水。就这样，秦永祥和战友们战胜了重重困难，一面打仗、一面转移、一面生产，一次又一次巧妙地避开敌伪、转危为安，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坚持军工生产，赶修大量枪支，土法制造刺刀、大刀、地雷、子弹、手榴弹，源源不断供给了战场需要。

1942年底，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再次进行大规模“梳蓖式扫荡”，新四军军部从盐阜停翅港向苏皖边境的淮南地区转移，1943年1月到达盱眙黄花塘。三师军工部原定2月从海上向北转移的计划，也因敌伪从海陆空三方面包围“扫荡”而无法实现。为避免海船、物资被敌方利用，三师军工部当机立断把海船炸沉，秦永祥跟随工厂战友一起向西突围到达射阳，再经盐城转移到盐东地区，组建了手榴弹厂。紧张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让本来生病的秦永祥病情恶化，出现了气喘、咳嗽、发烧等严重病情，经常吐血，有几次晕倒在车间里。上级为了照顾他，准备介绍他去上海养病，可是他不想离开部队。秦永祥想，如果吴运铎在身边，听听他的建议多好啊！可是吴运铎在淮南二师，离这里几百里路，怎么办呢？又一想，军部现在不是移驻到淮南黄花塘了吗？军部和二师靠得很近的。于是他向组织提出，能否到军部医院治疗。上级权衡再三，觉得军部有崔义田这样的医疗专家，还有罗生特这样的外国医生，医疗技术比较高明，于是同意了这个方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