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上）

镇压暴乱 巩固新生政权

一、反动地主举行武装暴乱

1940年5月，淮南津浦路东八县抗日联防办事处成立，邓子恢、方毅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日、伪、顽视为心腹之患。这一时期中，为“铲除”淮南抗日根据地，日军调集重兵，对淮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5月中旬，日军在扫荡路西的同时，在路东，一部由嘉山出动的日军，占领津里，侵入盱眙、嘉山地区；另一部千余人，由滁县、沙河集出动，向来安窜犯。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第4师政委，淮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兼华中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

新四军在路东、路西分别进行反“扫荡”、反“磨擦”之际，路东根据地的反动地主在韩顽、桂顽的策动和支援下，网罗一批兵痞、流氓，积极策划反革命的武装暴乱。在基层，党领导的武装还很薄弱，反动地主手里还控制不少武装。受恶霸、反动地主控制的帮会、红枪会以及暗藏的汉奸和国民党特务也常常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残害基层干部，袭击基层政权。

红枪会

韩顽派盱眙顽县长秦庆霖常备十旅两个团渡三河南犯马坝，在大通镇暗设指挥机关，指挥反革命暴乱。宝应湖两岸金沟、龙岗和长江岸边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派出700余人侵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桂顽以津浦铁路两侧特务武装周少藩等部潜入半塔直属区的屯仓等地，在大通镇集会密谋策划路东八县的地方反动地主、土匪恶霸以及反动道会门头子以屯仓为中心的武装暴乱，残酷杀害坚持抗日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妄想将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7月初，屯仓反动地主余宗邦（绰号余大胖子）、余宗海纠集百余暴徒发动武装暴乱。他们打出黑旗为标志，残酷杀害屯仓区区长牛致远、屯仓乡指导员陈志凡等多位同志。盱眙地区的暴乱分子，先后杀害开明士绅肖石臣和嘉山县保安分处主任；同月，永兴乡帮会头子纠集27名匪徒，与三元宫新寒和尚相勾结，一夜间杀死9名乡保长；大通镇、泥沛乡恶霸与顽马坝区区长勾结、串通70名武装匪徒，于7月攻打泥沛乡政府，残杀乡长唐英、石莉等4名干部。在马坝镇、西高庙、古城、王店集、四十里桥等地也都发生类似的事件。

石莉

唐英

二、坚决镇压暴乱

面对这次暴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出：“我们取得胜利后，敌人一定要进行反扑，反动地主暴乱就是反扑的一种表现。只有坚决扑灭反动地主暴乱，根据地方能巩固。”第五支队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集中相应兵力，与地方武装、保安部门相配合，镇压暴乱，坚决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根据地的安全。10团首先击溃配合暴乱的韩顽2个团兵力，歼灭入侵金沟、龙岗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全部武装。接着攻下了黎城附近的季家圩子，消灭地主季兴桥暴乱武装分子100多人，活捉一批组织暴乱和继续顽抗的反动地主和刀会头子。赖传珠指挥第5支队教导大队攻占屯仓暴乱分子盘踞的余家圩子，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余宗邦和余宗海。十团在盱眙地方武装和保安部门的配合下，迅速平定了大通、永兴、泥沛等地的反动地主的暴乱，其他暴乱分子在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强大的军事镇压和政治争取中亦土崩瓦解。至此，为时半个多月的反动暴乱被彻底粉碎。敌、伪、顽在路东，特别是在盱眙地区的武装力量被彻底摧毁，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

屯仓暴乱分子盘踞地旧址

 

日军占领盱城和盱眙伪政权的建立

一、日军占领盱城

1940年4月，成立中共盱眙县委和盱眙县抗日民主政府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辗转到盱眙旧铺一带。

江北指挥部旧铺旧址

1940年9月，日伪军对津浦路东发动了秋季大“扫荡”。这次“扫荡”，纠集了日伪军1万余人，分别从高邮、宝应、扬州、六合、来安、嘉山、蚌埠等地。向路东合围，号称九路出兵，三面合击，陆海空并进，以盱眙为目标，妄图摧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时江北指挥部从莲塘转移到蒋坝。主力部队撤走后，在盱城留守坚持的只有县公安局不到一个连的武装。

日伪军大“扫荡”

中共盱眙县委的任务是死守盱城，与盱城共存亡。县委将公安局的武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天台山，另一部分在宝积山，把守住淮河口。县委书记桂蓬和县长余纪一分别在这两个点上指挥。9月14日，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派老红军石玉田到盱眙任军事科长。石玉田到盱眙后立即传达了江北指挥部的命令，将队伍收拢，和居民一齐撤出盱城。9月15日，日军出动汽艇数十艘，两架飞机，骑兵一个中队和步兵数百人，水路从河梢桥到洪泽湖边的老子山，陆路从西高庙出发，向盱城合围，占领盱城。这时，盱城已是一座空城。在新四军及地方武装不断袭扰和猛烈打击下，日伪军疲惫不堪，连续受挫，被迫于17日分路回窜，结束“扫荡”。这次“扫荡”，除建立了孤立无援的盱城日军据点外，其他一无所获。

日军第三次侵占盱城

第三次侵犯盱城的日军

日军占领盱城后，即在盱城周围的戚家大山、天台山、岳家操场、风坡岭一带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企图长期占据盱城。

日军驻扎第一山中队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了赶走盱城日军，乘日军立足未稳，抽调3个团主力，由邓子恢指挥，于9月17日夜攻打盱城。日军凭借工事和轻重机枪进行阻击。3个团为了减少伤亡，黎明前相继撤出盱城。日军尾随追至龙王山下，与第四支队七团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即龙王山战斗。七团政委徐世奎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日军也有伤亡。

徐世奎

徐世奎（1911—1940），湖北大悟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长征。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四支队七团政委。1940年9月，在盱眙龙王山战斗中英勇牺牲。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亲笔题写碑文：“徐士奎同志之墓”。

刘少奇为徐士（世）奎墓碑题字

龙王山战斗旧址

日军天亮前撤出战斗，回到盱城。从此，日军一个中从驻盱城长达5年。日军中队长铃木驻山上老九中，联络官石核驻玻璃泉。戚家大山、天台山、乱石堆、张凤滩等处各驻日军一个班，每班配轻机枪两挺，张凤滩还加配了重机枪1挺，以控制蚌埠、明光到盱眙的水路运输线。日军常驻盱眙城有200多人，直到日军投降后才离开盱眙。

二、国民党盱眙县政府的统治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第一次侵犯盱城之际，国民党盱眙县政府县长钟骏臣（1937年11月-1938年1月任县长）逃离盱城，导致盱城沦陷。1938年2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命胡畏为县长，但到3月即被赶走。4月，安徽省政府任命秦庆霖（1938年4月-1941年1月任县长）为盱眙县县长。

秦庆霖到任后，立即着手消除地方武装，扩充实力，获得韩德勤的青睐。为巩固地位，县政府强化治安，倾力剿匪，以“煽动哗变”罪杀害杨佩玮，骗杀半塔集安清帮头子陈少怀，诱杀李三砍，肃清匪患，稳定社会秩序。

肃清匪患

在消除地方武装和肃清匪患过程中，县政府军事实力不断壮大，拥有枪2000余支，依照班、排、连、营、团建制，展开军事训练，培植后备力量。秦庆霖一人身兼盱眙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苏北边区第一分区第三游击区司令和盱、来、天三县游击区司令3个头衔，处于鼎盛时期。

国民党抗日自卫军

在财政方面，国民党县政府加重苛捐杂税的征收，田赋每亩加二成，以供其与日俱增的军政开支，并在旧县查家渡设卡收税，仅食盐一项，每月可获3~4万元。

国民党县政府坚持反共立场。1939年冬，秦庆霖杀害新四军十团政工队长王勇鸣。秘密准备逮捕盱眙特支成员陈一萍、李乾一和敦继昌，破坏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3月中旬，韩德勤趁新四军五支队主力开赴路西之际，以包括秦庆霖部在内的8个团的兵力，向驻守半塔集的该支队司令部进攻，半塔驻军将其击退。秦庆霖部还偷袭十团驻地白米岗，也未得逞。因损兵折将，又怕新四军切断其去苏北的后路，于是弃守盱城，退驻蒋坝负隅反抗。秦庆霖不甘心失败，数次带兵渡过三河，袭击抗日民主政权；当年5月，夜袭老子山乡政府，杀害乡长章健于蒋坝；7月，又袭击马坝区政府，杀害区乡干部多人。后来，新四军某部先头部队由盱城渡淮绕过蒋坝对秦庆霖部进行围剿，秦庆霖率残部约1000人，逃亡苏北，投靠韩德勤。

十团驻地旧址——白米岗

蒋坝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洪泽县蒋坝镇彭城村）

马坝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1940年，国民党盱眙县为一等县，编制174人，其中县府30人。1940年9月，日军侵占盱城，县政府驻蒋坝。1941年盱眙县政府侨居安徽全椒县程家市。同期，全县设有3个区，41个乡、镇，386保，4457甲。1944年，全县保甲数调整为448保，44475甲。1941年2月，汪新吾（汪毅）任国民党盱眙县县长。

三、日伪盱眙县政府的建立

日军占领盱城后，成立了伪盱眙县政府，郭济川出任盱眙县第一任伪县长。郭济川是安徽省阜阳县人。到任后，他以安庆帮大字辈身份，扩充实力，培植亲信，充当汉奸走狗。他自任伪自卫团团长，任命孙乃香为副团长兼河防大队长，马桂芳为伪水警大队大队长，王亚民为伪县警察局局长，赵子琴为伪城区区长，秦寿书为伪县政府秘书。同时分别任命於悌荪、秦梦堂、田冠英、秦鼎珊为伪县政府一、二、三科和军法科科长。

伪县政府旧址-盱城大关

伪县警察局旧址

自卫团在1942年改称保安大队，伪大队长由伪县长兼任，大队副由董树棠担任。1943年，日军建立特工队，队长张承铭（即张大龙，后王海泉）。日军盘踞盱城期间，汪伪县警察局、保安队、特工队多次配合日军搜集新四军、模范队、盱嘉支队等各方面情报，抓捕人员，抢劫群众财物，暗杀地方干部，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协助日军下乡“扫荡”，与新四军交战10多次。

日军占领盱城到投降的5年时间内，先后换了6任伪县长，他们分别是：郭济川、孟坚、於石庵、粟巽、夏约文、江运球，最后一任仍为郭济川，但没到职，由他外甥伪警察局局长王亚民代理。县政府下辖城区、新附区、新附二区3个区署和旧县镇、津里镇5个区（镇），石龙、河桥、桑集、戴巷、三九、安淮、义民、民乐8个乡（镇）。

日军在盱城驻军先后更换了6名中队长，他们是铃木、岗田、小泽、井上、小泽和横尾。

四、日伪占领盱城期间的暴行

日伪军盘踞盱城的五年间，对盱眙人民实行了十分残酷和极其野蛮的血腥统治，给盱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1.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日伪相互勾结，互为利用，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保甲税、财粮税、人头税和慰劳费，特工费、日军马料费等，规定每月15日前缴齐，过期不缴的轻者重罚，重者坐牢。日军经常下乡大肆掳掠、抢夺财物，连猪、鸡、鸭等也被一扫而光。由于多次遭到新四军和盱眙地方抗日武装打击，日军不敢到远处的老子山、马坝、西高庙一带侵扰，常常窜到城郊的十里营、枯桑树一带抢夺财物，使当地群众不得安宁。

日军抢夺百姓母鸡

枯桑树旧址

日伪军警为了搜刮民财，经常到县城各家各户“查户口”，以诬陷“通敌”为名，敲诈群众钱财。盱城土街陈某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带到警察局，连关了5天，花去几十万储备券才被具保释放。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2.强拉民夫服苦役。日军占领盱城后，即在原九中校址（日军中队部）周围和天台山、戚大山、象山以及乱石堆等处，修筑八座碉堡，中队部周围挖有壕沟。汉奸走狗为效忠日军，在城内各家各户摊派民夫服苦役。有钱人家雇人劳作，贫困人家，就是老弱妇孺，也要手提肩扛，苦不堪言。这些碉堡大多修筑在山顶上，无水无石料，民夫由日伪军押解，整日从山下往山上背石头、抬水，苦累不堪。日伪军完全不顾居民死活，稍有懈怠，便拳脚相加，或鞭打凌辱。贫民妇女刘华辛苦劳作一整天，傍晚要求回家给孩子喂奶，监工的日军不但不肯，反被大骂一顿。周志宾除整日忙碌外，还被逼到照面山拖树枝挡碉堡，浑身被树枝划破，鲜血淋漓。除此，盱眙日军所有军需给养由蚌埠日军总部供应，几只汽油船专门负责拖运，有时天天有货，有时两三天来一次。每次汽船一到，负责押运的日军就上街抓人，为其扛运物品，送到山上中队部。被抓的人，稍有反抗就受皮肉之苦。有一天，年近花甲的张信和老人，拖着病体去澡堂洗澡，遇到日军抓夫，被日军猛踢几脚，小腿骨多处受伤，以后转成连疮腿，多年未愈。

修筑碉堡

日军奴役盱城劳工

日军奴役盱城百姓

日军汽船停泊处（城北老船塘）

3.下乡扫荡，实行“三光”。在伪军的配合下，日军经常下乡扫荡，一般都由特工人员带路，所到之处，百姓无不遭殃。1940年9月，日军“扫荡”西高庙后回县城，路过方港村，有几个日军闯进了村里，挨门逐户抢劫财物，烧毁民房，20多人被杀，另有7人被带到李大郢绑在树上当活靶子戳死。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方港惨案。1941年4月，日伪军400余人，分水陆两路“扫荡”甘泉山和老子山，沿途百姓损失惨重，三九乡乡长周为民被俘遇害。5月，日军偷袭石龙乡，打死打伤民兵数人。同年5月底至6月初，日军对 桥、马坝、穆店等地进行“扫荡”，日军不仅烧毁房屋，抢夺财物，还打伤群众数十人。1942年春，100多名日伪军下乡“扫荡”，在侍涧、新庄等地放火烧民房数十间，打死民兵曾福先、方洪余等人。1943年春至1944年冬的两年中，日伪军曾多次对洪泽庙、李大郢、枯桑树、龟山等地“扫荡”，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方港惨案幸存者—纪凤翥

方港惨案遗址——观音庵

日军烧毁老百姓房屋

4.残杀抗日志士，滥杀无辜百姓。日军残杀抗日志士的罪行，令人发指。1943年8月11日，爱国同胞、抗日志士扈亦广、项兆年、保三娘及其儿媳索家凤被捕后，屡受酷刑，坚贞不屈。临刑时，日军中队长小泽命士兵用硝镪水强灌扈亦广、项兆年。当用硝镪水灌保三娘时，索家凤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婆婆，被小泽砍倒在血泊中。随后，日军将四人架到对面树林，4人被分别推进3个土坑活埋，保三娘和索家凤合一坑。当土埋到胸口时，小泽又命日军用刺刀把人先戳死，再用土埋掉。日军对于无辜百姓也不放过。如城里卖辣酱的王小三子，无端遭日军强灌煤油和辣椒后被杀死。盱城居民葛俊才看到王小三子受刑（灌煤油和辣椒）情形，吓得魂飞胆裂，当日晚上吊自杀。黄牌街朱某，只因身揣几张淮南币，被当作新四军探子，惨遭杀害。还有一个西乡人，被绑在梯子上，一排日军用刺刀将他活活戳死。日军在盱眙的暴行罄竹难书。

保三娘

保三娘（1911——1943），盱眙人，1940年夏担任新四军地下情报员，为新四军搜集、传送情报，散发传单。1943年担任盱嘉支队地下交通员，8月6日被敌人逮捕，8月11日被日军杀害，时年33岁。

保三娘烈士证

保三娘烈士墓

县委党史工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