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王守基书记当警卫员

张保才

小时候我家住花园嘴（今属鲍集镇），是淮河岸边一个普通的小渔村。因地处盱眙、嘉山、泗南（洪）三县交界，又有鱼市逢集，所以比较繁荣。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连接淮南、淮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也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1940年春天，日寇在花园嘴对面的洪山头下面的张凤滩建了炮楼，派一个小队日军和两个中队伪军驻扎，企图切断我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限制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活动。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1941年2月，中共长淮区委负责人王宪荣（嘉山人），派区干部丁学正秘密地到我家做工作，并在我家建立了地下联络站，负责监视张凤滩据点日伪动态和传递情报。我家三兄弟自然而然都成了地下交通员，那时我十二岁，年龄虽小，但有小孩子不易引起注意的便利，经常在玩耍中完成情报的传递，不经意间观察过往敌人的举动，这些都是大人不便承担的任务。这个交通站从1941年建立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7年7月，盱来嘉工委所属机关单位进驻离我家不远的淮河黄岗，第三工委书记王宪荣知道我比较机灵，阶级立场坚定，便推荐我到盱眙工委书记王守基身边工作。

初见王守基

王守基（1915——1981），盱眙仇集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嘉山县农抗理事长，盱嘉县仇河区委书记兼区长，盱来嘉工委副书记，盱眙工委书记，中共盱眙县委书记。建国后，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农工部部长兼国营方丘湖农场党委书记。

第一次见王守基是王宪荣带我去的，地点在魏庄（今属淮河镇），当时工委指挥机关设在那里。魏庄地处淮河与洪泽湖交汇处，水网交织，交通闭塞，是进可攻、退可守，便于隐蔽的去处。初见王守基时，他还兼任县民兵总队政委，大家都称他王政委，我也称呼他王政委。只见他一副庄稼人的模样，中等个头，自然朴实，亲切地招呼王宪荣坐下，直截了当地给我分配了工作。王政委知道我出生贫苦，来之前就受党培养，为党工作了，就安排我做他的警卫员，明确的是警卫员，实际上还承担着通讯员、联络员的差事。

随行王守基

从1947年7月任王守基的警卫员起，直到1950年的下半年王守基去苏联学习止，长达三年时间里，我都伴随在他的身边。王政委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他穿的衣服总是打着补丁，衣服破了，就是老母亲补一下又穿着。他总是与大家同吃同住，盖二斤半的被子，吃3元钱的津贴。他与老百姓亲如一家，老百姓有事找他，只要有空，他都会亲自过问处理，如遇开会或有事分不开身，他也会安排我们去接待处理，从不拖沓。如遇下属犯错，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他会严肃指出，要求改正，但总是和颜悦色，从不声色俱厉，给别人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机会。但对工作上的要求却是毫不含糊，丁卯分明，他布置的任务总是限期完成，时到检查。没完成者定要说出原因来，让人自我警戒，下不为例！有时他忙得分不开身时，也会安排我去督促工作。有他放样子，我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对领导布置的工作都是圆满完成。

在王守基教导下进步

三年时间里，我在这位老革命的耳提面命下，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为盱眙解放出了汗、流了血。

（1）潜伏城里收集情报

盱眙解放前夕，为了及时掌握城内敌人的动态，以采取相应的对策，组织上决定派人潜伏进城收集情报。王政委认为我年轻、机灵，符合人选要求的条件，便将任务交给我。我找到在盱城的姨父，请他帮忙找事情做。姨父的一个拜把兄弟姓蒋，家中开饭店正好缺个跑堂的，于是我以打杂端盘子做掩护潜伏下来。这个饭店距离国民党军驻地不远，有个姓赵的副官隔三差五会来饭店招待应酬，有时还让我把饭菜送到他家去。有一次赵与几个外来军官在家喝酒，让我送菜过去。他们在交谈中提到，原驻盱城的部队只有一个营，几天后就要增加到一个团，增加五门迫击炮和多挺轻重机枪。我意识到这是重要的敌情变化，便连夜驾着小船赶到黄岗，将这一消息及时汇报给了王政委，王政委等首长及时部署了应敌方案，做好了歼敌准备，后来还表扬我送的情报很及时。

（2）送命令途中负伤

1948年12月初，盱眙解放前夕的关键之战——河桥战斗即将打响。5日晚，攻打河桥的我军34旅已陆续到达河桥东北的周咀渡口。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兵马已动，后勤保障刻不容缓。县工委催派后方送前线担架物资的命令十万火急，此时工委的通讯员都已派出去了，情急之下，王政委知道我是当地人，派我出去传送命令：“所有支前所需一律在拂晓之前必须送到指定地点。”接此任务，我就像离弦的箭飞向目标！一憋气跑了当时的召四、召五、召六三个乡，当跑到一条圩埂上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声“不好！”同时，一个翻身滚下了圩底，飞机也喷射着子弹，我感到左腿一麻，定睛一看，只见我的左小腿肚鲜血直流（至今，我小腿上的疤痕仍然清晰可见），任务在身，我也顾不了那些，随手抓一把疏土按在伤口，扯一片树叶，拽一根藤条扎在腿上继续前行，终于提前将命令传达到各点。河桥战斗结束后，王政委知道我负伤了，搭着我的肩膀，疼爱地说：“真机灵真勇敢，任务完成得很好，但负伤了回来要告诉我，抓紧医治，防止发炎。”说着就喊来了卫生员给我检查伤口。这时虽然有伤痛在身，但首长的关爱让温暖流遍全身！

（3）随王政委进盱眙城

1948年12月12日夜，我们在老渡口集中，住在老百姓家，房东知道我们即将收复盱眙城，很是高兴，忙着烧米稀饭，做米饼，尽其所有，让我们饱餐一顿，以壮行色。当夜，盘踞在盱城的国民党部队在我军民的围攻下，见大势已去，由淮河水路向明光逃去。13日，我们盱眙县工委警卫班与抧老区区长陈皓率领的区武工队进入并接管盱城，盱眙工委也从黄岗迁入盱城。我们入城时在大关（现供电公司）看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在老仓（国军仓库），被烧的衣物还在冒烟冒火。我上去检查后，立即组织灭火，救下来一些残缺布头，虽没有大用处，但给老百姓做补丁，糊鞋底也好的。毕竟在那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岁月里，物资是极度缺乏的。王守基书记知道这件事后夸赞我们做得对、做得好，王书记说：“我们这么多年来苦苦奋斗，不就是为了这些饥寒交迫的父老乡亲吗？！”

进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东岳观处的白果树下，共50人。为了不惊动老百姓，我们就在庙前空地上支锅做饭。我军进城后，县工委撤销，成立中共盱眙县委，王守基任县委书记，江城、余健任副书记，邢炳森、丁锋挺、保晴任委员，第一届县政府相继成立，邢炳森任县长。

（4）利用敌资

进城后，王书记还布置下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发现国民党溃退时撇下的物资。这对百废待举的政府和穷愁潦倒的百姓来说都是必须的。按要求，我们在县供电局脚下，发现了国民党的一个仓库，连着的三间大房子里挖了连体的坑，薄薄的泥土覆盖着的是枪支，挖出来一看，全部被下了枪栓，周围也寻找不到枪栓的踪影。后来清理厕所时，又清理出了6筐子弹。因战事还没结束，这些残缺的枪支，被南下的我军带去修复，为全国解放发挥应有的作用。

十几年后，县里扩建发电厂，我任工程副指挥，在挖大烟囱地基时挖到了一口大枯井，井下是一大堆枪栓，这也就解开了当年有枪无栓的谜。

新中国百废待兴，刚解放的盱眙也是如此。王书记整天忙得马不停蹄，我们通讯员更是没有歇脚的空隙。一天，我忽然想起解放前在蒋家饭店跑堂时，曾见过国民党军赵副官的太太骑过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揣测，国民党仓惶出逃时，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大件东西是不一定能带走的，这自行车也不例外，想到此，我赶紧跑到赵的住处一看，呵，自行车果然在，立马报告王政委，王政委说：“这是敌资，不能流失，留它有用”。为了加快通讯速度，王政委把车派给了我，可我不会骑，王政委就叫当时的组织部长丁锋挺教我，我在丁的辅导下，踩着压芦柴的大石滚子把车学会了。这辆自行车作为盱眙县委的第一部交通工具自此派上了用场。第二天，我就骑着这车给当时的旧铺区委书记萧燕和送达了一份紧急的机密文件。从那以后，这辆车给我们的通讯联络工作带来了很多便捷。在当时，骑着这辆自行车十分威风，不亚于现在大街上跑的奔驰宝马。

离别王守基

1950年王守基去苏联学习，我的工作变动到县委通讯班，算是离开了王书记的身边。1952年，王书记从苏联回来时带了一台苏联赠送的大型拖拉机，这可是个稀罕物，整个滁县专区都来参观学习，地点在五墩。盱城人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一连好多天，整个盱城万人空巷。当时县委县政府的全体领导，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和欢欣鼓舞的老百姓，一起涌向了拖拉机耕作表演的五里墩，着工作装的年轻拖拉机手英姿飒爽地端坐在驾驶室，一拉操纵杆，铁牛奔走在田野上，后面翻起一垄垄平展的土地，到场的观众无不欢呼而奔走相告：“耕田真的不用牛啦！点灯不用油的日子还会远吗？”

王守基学习归来时，还带回了关于土豆的先进栽培技术。他曾对我说：“毛主席在吃饭时，都会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先上土豆。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们吃一样的食物，克服困难，渡过饥荒的信心更足了。”土豆的先进栽培技术推广后，对于解决食物极其匮乏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谨以上述记忆片段，缅怀深深留在我记忆里的盱眙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七十多年前的老首长王守基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