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塘与汪伪空军“820”起义的一段秘闻

■ 马培荣

抗战时期，黄花塘作为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指挥着华东、华中地区广大军民的抗日斗争，曾多次组织所属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民兵救援援华抗战的美国飞行员，其中有的美国飞行员还被送到黄花塘进行治疗休整，所以，说起黄花塘与被救援的美国飞行员有关系，大家或许有所了解，笔者也曾写过这方面的材料。但是，说到中共的第一架飞机、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专机、我军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航校与黄花塘有关，汪伪扬州空军“820起义”是由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策应的，也许知情的很少。现将这段尘封70多年的秘情简要地叙述如下。

一、策动汪伪空军“建国号”起义飞往延安

在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挺进津浦路东，建立了以盱眙半塔、古城为中心，覆盖“路东八县”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3年1月，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移师盱眙黄花塘，使盱眙成了华东、华中地区抗日指挥中心。经过数年的战斗和发展，淮南根据地越发强大，有力地打击了日寇、汪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到了1945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处于全面大反攻的前夜，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许多战场开始向敌占区推进。汪伪军队人心动荡，纷纷自找出路。在汪伪空军担任少尉驾驶员的黄哲夫和航校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等，清楚地看到汪伪的没落，在心里已经认定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经过秘商，他们决定摆脱汪伪、投奔光明，由黄哲夫设法寻找到共产党，联络举行起义、投奔光明的事宜。

1945年7月，黄哲夫联系上安徽老乡、老同学秦传家（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与他一起化装成商人来到安徽宣城孙家埠，寻找到了“四哥”（群众对新四军的秘称）。宣城县委副书记彭海涛得知他们准备携带飞机“起义”，非常高兴，于是，当即派出一个班的兵力，护送黄哲夫来到了位于浙江天目山下长兴槐坎乡温塘村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受到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领导的接见。粟裕听后十分高兴，说：“欢迎你们起义。不过，这是一件大事，我马上向黄花塘军部和延安党中央报告。”三天后，得到延安的回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对黄哲夫说：“为了保密起见，今后我们用化名联系，我叫‘左如’，你就叫‘于飞’吧。以后你就用‘于飞’这个名字同我们的党组织联系，回扬州后，先到城北杨家庙去找一个叫‘程明’的，他是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甘泉县的领导，你只要对他说是‘左如’介绍来的，他会作具体安排的。”

得到粟裕司令员的指示，黄哲夫非常高兴。回到扬州后，与周致和再次密商，决定由周致和设法将汪伪国府的专机搞到手，自己前往城北杨家庙去寻找新四军。他们还将想法透露给汪伪航空处主任、少将白景丰，得到他的赞同，白长官还表示：“我自己也参与起义。”黄哲夫、周致和当即表示：“那就请白长官作为我们这次起义的组织者。”白景丰答应道：“好！以后整个行动我来指挥，周教官负责搞飞机，黄少尉负责和新四军方面联络。我们设法再多争取一些朋友参加进来，一起投奔光明！”接着，他们又争取了飞行教官吉翔和平日要好的赵乃强、管序东、沈时槐、黄文星等几个老同学，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于飞（即黄哲夫）根据粟裕的指示，化装后来到城北杨家庙，找到了一家茶馆，对老板娘说：“我叫于飞，是左如介绍来的，要找一个叫程明的人。”老板娘听说是“左如”介绍来找“程明”的，便立即派人把他带到甘泉镇，这里是共产党甘泉县委所在地。时任中共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的程明得知扬州的“于飞”来访，非常高兴。程政委说：“我就是程明。黄花塘军部和苏浙军区都已发来电报，通报了你的情况，早就知道你要来了。所以，我们在一路上安排人暗中保护你、引导你，这才顺利到达啊！”于飞紧握着程明的手，说：“太感谢首长了！”程明接着说：“现在，汪伪的航空处在扬州成立，空军教导队也从常州搬到了扬州。根据黄花塘军部的指示，我们已派人渗透到里面，去争取汪伪空军的起义。现在你在那里已经开展了工作，这太好了。城里有我们的人，可以全力配合你、帮助你。希望你能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来投奔解放区，我们热烈欢迎。有什么问题和要求，我一定设法解决。”于飞说：“我们已经决定由周致和去南京搞飞机，估计问题不大。但是参加起义的人数可能要在三四十人，飞机只能坐六个人，除了在空中要安排好飞机的飞行路线、航程安全和降落的机场，保证飞机安全着陆外，其他的起义人员都要从地面来到你们这边，其中有地勤人员、修理机械师，还有几位长官的家属，这也需要地面的接应。”程明说：“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绝不会出半点差错。”

（时任甘泉县委书记、支队政委的开国少将程明）

周致和要设法搞到的“汪伪国府的专机”就是汪精卫的专机“建国号”。原来，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不顾全国人民的唾骂，打着所谓“曲线救国”的旗号公然投靠日本人，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日本主子当即送了一架“立川”99式双发动机单层翼运输机给他，后来又购进2架，分别取名“建国号”、“和平号”、“淮海号”，这3架飞机一般都是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使用起来相对方便。为了万无一失，8月12日，周致和便前往明故宫机场察看地形，白景丰长官也到汪伪军委去打探情况。

8月6日和9日，美国相继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所有抗日部队向日寇发动全面大反攻。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日伪阵营如大厦倾覆，汪伪政府也惊恐失措，乱作一团。

面对突发的情况，8月17日，白景丰当即召集起义人员，“必须立即起义，以防出现变故”。当即派周致和去南京搞飞机。19日上午，周致和立即驾驶吉普车疾驰南京，来到故宫机场，他想以给“建国号”检查为由，把飞机弄到手。周致和懂日语，便用日语对机场管理部的日本人说，自己是奉军委命令，前来对“建国号”专机进行检查。日本人便打电话到军委核实，正好白景丰守在电话旁，便说此事属实。就这样，手续便很快办完，周致和便登上专机驾驶舱，转上跑道，加大油门，将飞机直飞扬州。

见飞机停落在扬州机场，白景丰当即决定：起义定于明天——8月20日早上8时。指令于飞立即再去杨家庙，面见程明政委，落实具体起义事宜。19日下午，于飞急赴甘泉镇，将情况向程明汇报后，程明当即拟好电报，电文是：“明日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请指示停落机场。”电报请设在黄花塘的中共华中局代发给延安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接到电报时已经深夜，得知扬州汪伪空军飞机将起义飞往延安，非常高兴，毛主席一看时钟，已经到了20日零点，他立即亲自手书电文联系华中局，安排着陆的机场，电文曰：“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丘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中央未号。”

（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起义飞机降落机场的电报稿）

程明接到延安的电报时，已经凌晨1点，离起义的时间只有不到7个小时了。时间迫在眉睫、相当紧张了。于飞当即连夜火速赶回扬州，通知所有起义人员：“8月20日起义时间不变！”8点飞机起飞后，起义的其他地勤人员等立即分头从地面去往城北杨家庙，聚集后到甘泉镇，再转去新四军军部黄花塘。

早晨天刚放亮，周致和便悄悄地来到扬州机场，还带来一桶油漆，把飞机上的“机徽”涂掉，说是为了防止延安方面误炸。8点，“建国号”飞机从扬州机场起飞，周致和为正驾驶，赵乃强为副驾驶，黄哲夫领航，同机的还有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根据事先早已研究好的航线，于下午2点飞抵延安机场。军委航空组王弼、常乾坤等专门在机场迎接。

“建国号”机组受到了党中央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在王家坪总部接见，并设宴欢迎机组人员。朱总司令在欢迎词中，高度赞扬了全体“820起义”人员。他说：“你们有组织地起义来延安，是正义之举，你们这种爱国行动给汪伪空军开创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来得正好，正是我们需要的航空人才。”飞机原来叫“建国号”，现到了延安该改叫什么名号呢？朱总司令征求毛主席意见，毛主席说：“这次起义叫‘820起义’，飞机名号也就叫‘820号’吧。”叶剑英当即宣布，将“建国号”更名为“820号”飞机，隶属于八路军总司令部。之后，延安也召开了军民欢迎大会。

二、毛主席乘专机去重庆，起义人员接到黄花塘

“八路军有飞机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延安，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机场看飞机。还有很多群众，带着干粮，跑几十里、上百里的路前来看飞机，因为这架飞机是属于人民自己的第一架飞机，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第一架飞机啊！为了不使其留在敌占区的家属以及后续人员的起义行动受到影响，驾机起义的6名人员都改了名字：周致和改名蔡云翔、黄哲夫改名于飞、赵乃强改名张华、管序东改名顾青、黄文星改名田杰、沈时槐改名陈明秋。

此时，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分别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打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去还是不去，大家都捏着一把汗。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可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毛主席的安全问题。

据说，蒋介石为表示“诚意”，主动提出派飞机到延安来接中共代表团。大家不同意，说飞机是蒋介石的，驾驶员是国民党的，如果他来演一场“机毁人亡”的把戏都很有可能，太不安全。那用美国观察团的飞机吧，但毕竟是“搭乘”人家的，不自由。毛主席说：“我们现在不是有了自己的飞机吗？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重庆，也让蒋介石看看，共产党也有飞机了！”就这样，在去重庆谈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抽出时间接见了起义的全体机组人员。机组人员表示：“请毛主席、周副主席放心，为了保证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我们一定严格操作，谨慎驾驶，确保安全第一！”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当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毛主席走出舱门时，微笑着挥动手中的考克礼帽，显得无比自信和豪放，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

就在8月20日上午“建国号”飞机飞离扬州机场的同时，其他起义人员白景丰偕夫人刘晏如、何健生偕夫人邱淑仪，以及吉士志、陈静山等共30余人，按照程明政委指定地面路线，分头从扬州出发，前往城北杨家庙聚齐，与甘泉支队汇合，然后在甘泉支队直属排战士们的护送下，向北前往甘泉县委所在地甘泉镇。第二天，甘泉支队直属排的战士们又带着他们继续向北，过了天长，到达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受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的热烈欢迎。

9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离开黄花塘，由盱眙移驻淮阴，这些起义人员也随军部一起，来到了淮阴。此时，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秦传家，也起义来到黄花塘，发现新四军军部已经迁往淮阴，便紧急赶到了淮阴，与其他起义人员会合。10月28日，新四军军部再次北移山东，起义人员也随之一路向北，往山东转移。

三、“820”起义人员为中国空军发展作出了贡献

就在白起（白景丰）、何建生等起义人员从地面到达山东海阳县的时候，又遇到一件稀奇的事情。

当他们一路风尘、急速行军，刚刚到一个村庄落脚，准备休息一下时，突然接到“陈毅军长叫你们立即过去，有紧急任务”。于是，他们赶紧跑到陈毅军长的住处。陈毅军长说：“这里的民兵徒手缴获了一架日本飞机，但是有点机械故障，没人会修，也没人会开，正好你们能派上用场。你们谁是飞机机械师？谁是驾驶员？现在就坐我的汽车过去，设法把飞机修好。”一听这事，几位起义人员都乐了起来：“你说这共产党里就是能人多，就连民兵都能徒手缴获飞机，太神奇了！”

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等人坐着陈毅军长的汽车，迅速赶到目的地。一了解，原来是山东海阳县留格区大辛家乡南庄村民兵张吉俊正在南大沙锄白薯，突然看到一架日本飞机降落在离他很近的海滩上。接着有3个日本人在飞机里爬进爬出，捣鼓什么，原来这架飞机左发动机发生故障，需要迫降抢修。张吉俊便招呼周围干活的几个民兵一起，悄悄地靠近飞机，打死了一个日寇，俘虏了另外两个日寇，那架飞机自然也被缴获了。

陈静山一看，这架飞机恰巧和周致和他们8月20日驾驶到延安的那架是同一个型号的——日式99双引擎运输机，对这种飞机他是非常熟悉的。于是说：“我是飞机医生！我保证能把它修好。”于是陈静山、白起等人立即动手检查，维修处理，排除故障。经过他们的紧张工作，飞机终于修好了。张吉俊和其他两个民兵在一旁看得出神：“就这样东捣捣西敲敲、这扳扳那拧拧，居然把飞机给捣鼓‘活’了！”白起一高兴，从包里拿出照相机，又把张吉俊和三个民兵拉过来，说：“我们来留个影，做个纪念。背景就用这架缴获来的日本飞机！以后我要把这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也要让其他的朋友知道，我们的民兵徒手也能缴获日本飞机，他们都是抗日的英雄！”

飞机修好后，大家又动手把机体上印有日本红膏药的标志和“宣武队”的字样铲除掉，用油漆在机身两侧分别写上“中共”两个大字，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飞机。根据上级决定，要把这架飞机转移到离这里100多里的“桃村机场”去隐蔽起来。他们临时编组分工：白起任机长兼正驾驶，吉翔任副驾驶，何健生当领航员，陈静山负责做好飞行前的机务工作。

（自左起：吉翔、陈静山、何健生、张吉俊、民兵、白起、民兵）

一天早饭后，白起驾驶飞机在平整的海滩上跑了一段距离，然后拉起油门，飞机腾空而起，在海滩上观看的军民欢呼“咱们的飞机上天啦！”飞机低空盘旋一周，表示对军民们的致意和告别。飞机在军民欢呼的高潮中，展开机翼、爬高北飞，向着百里以外的桃村飞去。人们像欢送亲人那样一直目送着它，直到它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才散去。

很快，接到延安通知：让扬州机场的起义人员立即启程赴东北参加航校筹建工作。随即，白起、何健生、吉士志（吉翔）、秦传家、陈静山等一行到达烟台，乘船渡海，北上辽沈，历经艰辛，于1945年11月到达“东总”报到，立即投身于老航校的紧张筹备工作中。1946年3月1日，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成立。之前所提到的这些汪伪空军起义人员（包括空中和地面）以及国军空军起义人员秦传家等，都成为该航校的领导或重要骨干，吉翔担任飞行科长、带飞教官，蔡云翔还担任航校教育长。他们为中共培养出了如刘玉堤、王海等一大批优秀飞行员，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来，蔡云翔、吉翔因公牺牲，追认为烈士，安葬在他们当年战斗过的牡丹江朱德大街北头山脚下。白起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中央军委空司航行处副处长，1952年调任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副主任，1954年10月担任在山西省临汾的十二航校副校长。

何健生在参与对国民党空军接管工作后，于1949年5月调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兼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的军事代表，之后又任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六科副科长兼南京大校场航空站站长等职，于1953年9月和1954年12月两次荣立三等功。

张华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支空军作战部队——混成四旅的建设，1950年6月，混成四旅成立时被任命为第十驱逐团副团长；之后担任空四师第十歼击机团副团长，并参加了抗美援朝；之后还担任过空二十九师副师长。

于飞在1951年、1952年出任国庆阅兵空军指挥中心主任，1956年转业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国家体委，先后任航空干部训练班副主任、滑翔机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计划司器材处处长、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又受聘为中国航空体育运动协会副主席、中国航空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航空史研究会顾问。

（东北航校的老学员祭奠蔡云翔烈士）

在“东北老航校研究会”编撰的《蓝天之魂》一书中，其“820起义”一章专门对部分起义主要人员作了简介，今摘录如下。

周致和（蔡云翔）：“820起义”行动中关键的、担任驾机任务的主要策划者。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4年当兵进入国民党教导总队，1935年考入国民党笕桥中央航校第十期学习；学习期间，在与航校苏联教官的接触中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39年毕业后，周致和被分配到成都双流县驱逐第五大队任中尉飞行员，参加了对日的战斗。1944年6月24日，他参战攻击洞庭湖日寇舰艇时，因飞机故障迫降岳阳，被日军俘虏，送到汪伪南京航空公署。因技术好，被安排到行政专机班，并在常州教导总队担任中校主任教官。

何健生：“820起义”行动中具社会影响力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09年出生于广东连平。1930年参加广东空军，1937年8月起,何健生担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十九队领航轰炸员，参加了对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和吴淞口日军码头、阵地和长沙、衡阳、宜昌、南宁等地对日作战。他先后26次奉命对日军实施轰炸任务，曾6次跳伞，被国民党空军授予二等宣威奖章。1942年1月24日，奉命再次轰炸日本河内嘉林机场；完成任务返航时，被日军高炮击中，被迫跳伞，不幸落入日军阵地被俘；随后，被日军送交汪伪政府，任航空教导总队教导主任，上校参赞。身为抗日民族英雄的何健生，深知国民政府的腐败，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此时的何健生身在曹营心在汉，已决心起义投奔共产党。

白景丰（白起）：“820起义”中职位最高的主要策划者。他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1923年考入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航空部队。在张学良大力投入航空队建设时期，白景丰与其他航空队优秀官兵共18人，于1925年一起被选送赴法国莫拉纳航空学校学习；这其中就有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航。1927年毕业回国后，白景丰继续在张作霖的航空部队任职，被誉为“八大金刚”之一；又曾担任国民党空军航校的中校飞行教官，后因屡次受到排挤，不得已于1941年进入汪伪政府空军教导队任职，1944年官至航空处少将长官。尽管得以升迁，但白景丰此时已认清汪伪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无法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黄哲夫（于飞）：“820起义”主要策划者之一，与中共、新四军联络的重要联系人。他1921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曾在抗大学习过，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也担任过汪伪政府空军的少尉飞行员，后因思想激进被除名。1945年3月在南京时他见到周致和教官，谈话中发现他们有共同的愿望和想法，驾机起义投奔共产党。他积极寻找新四军并协助周致和策划起义，负责与共产党方面联系，曾多次与粟裕、程明等新四军领导会见，并与周致和一起研究并确定驾机起义的航线，成为促成“820起义”的关键人物。

这段尘封的历史在黄花塘的记录中可能已经轶失，但历史的存在却不容置疑。“820起义”人员在黄花塘虽然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但足迹却深深地印烙在了黄花塘的土地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黄花塘也将永远记住他们！

【参考资料】

1、李炳来，民兵张吉俊徒手夺下日军飞机，《齐鲁晚报》

2、叶介甫，粟裕策反汪伪专机“建国”号起义内幕，《中国国防报》

3、叶介甫，八路军接收的首架飞机：汪伪专机建国号起义始末，《中国国防报》

4、刘笑鹏，粟裕与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

5、波特兰，汪伪空军少将白景丰为共谋起义支招，《魂断蓝天》

6、楚天舒，孙宗溶与汪伪空军起义之关联

7、张华，当年副驾驶细说八路军首架飞机从扬州起义经过

8、曾焕阳，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从何而来？

9、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程明少将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