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婴与东阳

钟海平

陈婴是东阳人，是盱眙大地上走出的第一位反秦志士，是汉朝开国元勋。《史记》记载他秦末时曾任东阳令史。汉初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陆贾在其著的《楚汉春秋》中说“东阳狱吏陈婴”，究竟是令史亦或是狱史，再无其他佐证资料。公元前209年，陈婴响应陈胜起义反秦，率二万义军归属项梁，后为楚怀王熊心上柱国。因汉室封杀楚怀王而受连累，虽被刘邦封侯，但《史记》和《汉书》均无传，因而留世的资料非常少。

东阳建县于秦始皇26年（前221），故城在今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东阳村，现仅余遗址。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代分册记载，当时东阳县四境为：南界广陵、北界淮阴、西界盱眙、东临大海。楚汉之际西楚霸王项羽升东阳县为东阳郡。西汉时，东阳县先隶东阳郡，后隶临淮郡。西汉元狩6年（前117），武帝封皇子刘胥为广陵王，东阳县属广陵王国。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强令淮南数万人迁徙淮北，造成百姓恐慌，江淮间十余万人南逃东吴，东阳首当其冲，遭受重创，人口流失严重，以致历经四百多年的淮南重镇东阳县被废。随后东阳因领属多变，资料也极少传世。特别是有关东阳郡的记载更是无迹可寻。本文从旁证入手，通过分析推理，以期求得合理的结论，为丰富二者的资料增益。

关于陈婴

在《史记》中，有三次提及陈婴。第一次是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陈婴和东阳联袂出场：“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陈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张晏在《史记·集解》中说：“陈婴母，潘旌人，墓在潘旌。”《史记·索引》按：“潘旌是邑聚之名，后为县，属临淮。”《汉书·地理志》记载，临淮郡辖二十九个县，其中有潘旌县；《后汉书·地理志》记潘旌属下邳国；《晋书·地理志》载：“及太康元年（280），复分下邳属县在淮南者置临淮郡。”郡治在盱眙，辖领十县，其中有潘旌县，据此推测潘旌县应在淮南。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在《三国郡县表补正》一文中说：“考证徐州下邳郡所辖的高山、盱台、东城、潘旌四县时认为，三国之际，淮南江北墟无人户。东吴军队可以直入淮泗及榖阳等地，可知四县为魏弃地。”此说也表明潘旌在淮南。自晋以后，潘旌在志书中消失，不再有记载。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解释：汉临淮郡二十九县中有九个县无考，潘旌名列其中。就是说潘旌只有县名，辖地没有证据证明在什么位置，晋以后的演变传承无有考证，只能作为历史疑案。对陈母阻止陈婴为王的举动历来都有很高的评价，其中属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儿刘义庆的评价最有代表性。他在《世说新语》中将陈婴母亲列入“贤媛”篇并记道：“陈婴者，东阳人。少脩德行，箸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可见陈婴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人，陈婴也是从小就注意加强道德品行的修养，为人一向诚信谨慎，在县里很有名望，因此被人称道为敦厚长者。

第二次提及陈婴的还是《史记·项羽本纪》，不过陈婴是和盱眙连在一起的：“项梁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且不说项梁此举对怀王的用意，仅就对陈婴的安排来说，是有深远谋虑的。让陈婴与从东阳带来的二万军队分离，名为上柱国，实是剥夺其兵权。立怀王本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让陈婴跟着怀王，减少其过问前方战事的机会，随之减少了来自后方的威胁。但敦厚的陈婴谨遵母训，不去计较个人得失，安于在幕后当无名英雄，极少走到台前显露自己。直至汉朝建立后，仍心安理得地游走在边缘，从不抱怨什么。

第三次记陈婴是《史记·汉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一年。（高祖）六年十二月甲申，安侯陈婴元年。”有必要解释一下这段话。这里的“堂邑”是县名，故地在今江苏六合西北。陈婴被刘邦封为堂邑候。“柱国”即上柱国。东周时楚国官名，地位尊宠，相当于后世的相国。秦末起于楚地的义军沿袭楚制，设置此官。“豫章”是郡名，辖境大体相当于今江西省地，治所在南昌。“浙江”是水名，在今浙江省，其上游因为故新安郡被称为新安江，中游由于故富春县又称富春江，下游因为故钱唐县而称钱塘江。“浙”是地名，在新安江流域靠近豫章郡。“壮息”是人的姓名，在豫章、会稽郡交界处一带自立为王。“楚元王”是刘邦的弟弟刘交。汉高祖六年（前201），刘交被封为楚王，在位二十三年，卒谥元。整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堂邑候陈婴，在东阳起义率兵归顺项梁后，为楚将。后为楚怀王柱国。公元前202年项羽死后，归属刘邦。率军平定了占据豫章、浙江一带并建都于浙地自立为王的壮息。后被封为（堂邑）侯，食邑一千八百户。再后任楚国相国，辅佐楚元王十一年。汉六年（前201）十二月甲申日，是堂邑侯陈婴元年。另外陈婴受封堂邑侯十八年后，于公元前183年去世，谥号安侯。因此堂邑候陈婴又称为堂邑安侯陈婴。

与《史记》相比较，《汉书》中有关陈婴的记载略有出入，《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楚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渐，定自为王壮息，侯，六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二年。十二月甲申封，十八年薨。”有出入的是陈婴相楚时间误差一年，估计是纪年的差错，无关宏旨。不同的是一个“渐”字。《史记》中记为“浙”字。颜师古注释曰：“渐，水名。在丹阳黝县南蛮中。婴既定诸地而都之，时又有壮息者，称僭王，婴复讨平之。”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说清楚：一是渐，既是水名，也应是地名，否则如何都之。查郦道元《水经注》，其卷四十渐江水条目下记载：“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北径其县，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剑杪……浙江又北历黟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渐江水发源于三天子都，《山海经》称为浙江，《地理志》说它发源于丹阳黟县的南蛮地区。北流经过此县，县南有一座博山，山上有一块岩石，高耸达十丈……浙江又北流经过黟山，县在山的南面，所以称为黟县。《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上）在丹阳郡（故鄣郡）条目下载：“黝，浙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颜师古注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由此可推断出“渐”是秦时所置的县，汉初仍沿用其名。后改黝县也就是现在的黟县。又《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有：“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据此分析，陈婴所定“浙江”当为秦鄣郡南部黟县至会稽郡南部山阴一带。关于“浙”字的使用，早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分江南东道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和福建道。“浙江”，从此时此刻开始，成为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唐后期，浙江西道与浙江东道合称两浙，浙江东西二道也成为今浙江省名的早期由来。浙的意思就是河流七拐八扭，折来折去。于是浙江也写作之江，走Ｚ字型，生动形象。民国时代杭州有所著名的大学，就叫之江大学。不过在黄山市境内的新安江一段，没有人称呼“浙江”，却有个“渐江”之名。明末有个反清复明的志士叫江韬，字六奇，是新安(今安徽歙县)人，后离歙赴闽，于武夷山落发为僧，法名弘仁，字无智，号渐江，可见渐江的称谓也是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那么渐江和浙江是什么关系？古人认为，“浙”通“淛”通”漸”。“淛”读音zhè，汉语词语的基本意思同“浙”。渐江，古水名。即今之浙江，也特指浙江中上游的新安江，南北朝后统称浙江。综合以上所说，“漸江”本就是“浙江”。陈婴平定浙江，其实是为后来的浙江两道奠定了基础。当然今天的浙江省要追本溯源的话，就必须从陈婴开始说起。

另外，谁都之？颜师古说：“婴既定诸地而都之”，意思是陈婴都之。笔者以为此说值得商榷。陈婴是已经坐上皇帝位置的刘邦派去的，陈婴在平定豫章、浙江等地后，竟然在渐地都之？在中国古代，“都”用作动词时是有特定含义的。试问陈婴想谋反吗？须知刘邦正想置陈婴于死地而苦于找不到理由呢，这不是主动对枪口上撞吗？睿智的陈婴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准确地说这是指一个名叫壮息的人，造反后自己称王，并在“渐”地“都之”。最终被陈婴平定了。“定豫章、浙江，都渐，定自为王壮息”这句话整体意思是：“平定豫章、浙江和都之渐地自定为王的壮息。”因陈婴是楚怀王的嫡系，刘邦不敢轻易除掉他，但也不会重用他。假设陈婴在平定豫章、浙地后“都”于此，摆明了就是要自立为王，刘邦是不会容忍的。想当年，陈婴要是有自立为王的野心，也不会拒绝东阳少年杀县令拥立其当王的请求了。再退一步讲，陈婴如果要想拥兵自立与刘邦抗衡，应在楚怀王被杀之前，那时陈婴是上柱国，拥兵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联项抗刘，或助刘击项都是最好的时机。前面两次大好机会都已舍弃，怎么可能在浙地再自立为王呢？事实说明，陈婴为汉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归顺刘邦后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甲申日，封堂邑侯，在汉高祖功臣列表中排名八十六。堂邑侯封地仅六百户，因为陈婴后来做楚元王丞相的关系，增加到一千八百户。就是说做一个辅助楚王刘交的丞相，待遇相当于三个堂邑候，可见堂邑候的地位待遇之低。当然派陈婴到楚元王府，不能说是发配，但陈婴远离最高权力中心，被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刘邦封杀楚怀王的需要，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没有陈婴传记。幸而太史公在《项羽本纪》中留下寥寥数笔，才不至于使陈婴在历史中被湮没。

关于东阳

东阳作为县我们已经知道是秦始皇26年（前221）设立，那么东阳郡是何时设立？《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汉书·高帝纪》则云：“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那么在西楚九郡中有东阳郡吗？据清初以来史学大家全祖望、钱大昕、姚鼐、梁玉绳、刘文淇等人考证，认为东阳郡不是秦始皇设置，但项羽的西楚国统辖的九郡中有东阳郡。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六指出，“羽所以者，于秦三十六郡中，实得泗水、砀、薛、会稽四郡…然则九郡者，泗水也、东阳也、东海也、砀也、薛也、鄣也、吴也、会稽也、东郡也。”明确说西楚九郡有东阳郡。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同钱大昕所说。姚鼐对东阳郡也无异议。刘文淇的《楚汉诸侯疆域志》是研究西楚九郡集大成者，其《项羽九郡》一文考证九郡名称及所辖二百四十八县，认定东阳郡是西楚九郡之一。谭其骧先生系统总结了上述学者对于西楚九郡的考证，在《西汉地理杂考》一文中，依次点评了全祖望、刘文淇、钱大昕、梁玉绳等人的考证结果，认为西楚九郡包括东阳郡。既然众多史学家均考证秦始皇设立的三十六郡没有东阳郡，查《汉书·地理志》也无存在东阳郡的记载，那么可以推断东阳郡存在于汉之前秦之后的秦汉之际，只能是西楚霸王项羽所设置。

有关东阳郡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高帝纪》：“（高帝六年）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而对于东阳郡的具体位置、存废时间记载最详细者，则是《晋书·地理志》：“楚汉之际，分置东阳郡。汉又分置东海郡，改泗水为沛，改薛为鲁，分沛置楚国，以东阳属吴国。景帝改吴为江都，武帝分沛、东阳置临淮郡，改江都为广陵。”按谭其骧先生考证：“故楚汉之际东阳郡，盖分东海南境所置”，再结合《汉书·地理志》关于泗水等四郡地理界限的记载，可以推断，秦朝所置东海郡，到楚汉之际，以淮河为界分为两个郡，淮河以北为东海郡，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为东阳郡。东阳郡的设立时间，《晋书·地理志》笼统记为“楚汉之际”，说明到晋代，东阳郡设立时间已不可考。按《汉书·高帝纪》所称为“故东阳郡”，而荆王刘贾受封在高帝六年（前201），距高帝五年（前202）项羽之败仅一年，所以东阳郡应为项羽所置新郡。《史记·灌婴传》有灌婴“渡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的记载，高帝四年（前203），韩信攻下齐地后，灌婴对项羽后方之薛郡、东阳、东海等郡发起强大攻势，按当时淮河以南已为东阳郡，所以灌婴攻至广陵，进一步证明东阳郡属于西楚国。汉武帝六年（201）底，贬楚王韩信为淮阴侯，其属地一分为二，淮东为荆国封给刘贾，淮西为楚国封给刘交。东阳郡归属荆国。汉十一年（前196），英布叛反，刘贾被杀死。汉十二年（前195）十月，刘邦改荆国为吴国，封刘濞为吴王。东阳郡归属吴国。汉景帝三年（前154），刘濞造反失败被杀。景帝改吴国为江都国，徙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治故吴王所属之地。刘非在位二十七年，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十二月病死。其子刘建继承了江都王的爵位，元狩二年（前121年），因造反事泄被查，自知罪不可赦遂以衣带自缢身亡。《汉书·卷五十三》载：“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就是说刘建死去四年后，到元狩六年（前117）时，汉武帝废除了江都国，江都国的辖地收归朝廷，新设立广陵郡来治理。应该说东阳郡是随着江都国的废除而撤销的。至此秦汉东阳郡和江都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两千一百多年后，江都王刘非的墓葬在东阳城附近的大云山出土，江都国和东阳又再次同时进入人们的视线，不知是历史不甘于寂寞亦或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东阳郡自公元前206年项羽设立，至元狩六年（前117），约存世90年。东阳县被废于建安年间，据《三国志·蒋济传》记载，东汉建安十四年(209)，曹操不听蒋济劝告，强令淮南数万人迁往淮北，结果造成百姓恐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江淮民众纷纷逃往东吴，东阳县首当其冲，人口不断减少，土地荒芜，经济萧条，终至历经四百多年的东阳县被废除。查《晋书·地理志》，已无东阳县记载。实际上汉代的东阳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后汉书·志第二十一》记载：“东阳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此说透露两个信息，其一是东阳在吴国的地位重要，交通发达，以至于吴王将国家储粮大仓建于此。曾有人感叹：“要不是东阳名气够大，太仓作为地名是不会跑到苏州那边去的。”言外之意耐人寻味。其二是东阳够富庶，建仓便于粮食就近入库。南朝梁刘昭在补注《后汉书》时引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东阳县多麋，“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其意是汉代东阳一带地势低洼，野草滋生，麋鹿(犴)为吃食草根，将泥土扒开，当地居民就便在扒开的泥土上种稻，收获颇多。不过查《博物志》并没有相关记载；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解释道：“《博物志》原书有四百卷，晋武帝令张华删定为十卷。”可知有关东阳麋鹿的记载在四百卷本《博物志》中，十卷本则没有记载。可惜的是四百卷本《博物志》已失传。

东阳的富饶并非仅靠民人随畯种稻，不耕而获取得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遇到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及牛耕的普及。《三国志·陈登传》记载，陈登在任东阳长时，“养耆育孤，视民如伤。”也就是体察民情，抚弱育孤，深得百姓敬重。因此被徐州太守陶谦举荐为典农校尉，又因“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而出任广陵太守。由陈登的升迁过程可以看出东阳的农业发展水平。另外牛耕的使用促进了江淮间农业的发展。南朝梁学者兼文学家刘峻，在注释刘义庆等编撰的《世说新语》卷上之《言语篇》时说：“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资料显示，早在东汉中期，牛耕已传入两淮，魏晋间的淮南水田均已使用水牛耕作。《南齐书·州郡志上》记东阳：“旧北对清泗，临淮守险，有阳平石鳖，田稻丰饶。”《芜城赋》描写广陵郡是“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街市上车轴互相碰击，行人摩肩，里坊密布，歌唱吹奏之声喧腾沸天。形容街市上车辆拥挤互相碰撞，行人摩肩接踵，店铺林立，歌声音乐声喧腾沸天，如此繁华的景象，应该是靠发达的农业支撑起来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东阳的富庶。可就是这么富庶之地，只因曹操的一纸移民令，数万乡民作鸟兽散，以致存在四百余年的东阳县，最终与东阳郡一样，没能摆脱被撤废的结局。

两千两百年前的陈婴和东阳都已远去，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在盱眙大地上代代传颂。

（历史文化研究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