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骧：从盱眙走出的北洋大臣

卢非

杨士骧(1860年-1909年)，字萍石，号莲府，生于泗州招贤乡，即现在的盱眙县鲍集镇梁集村。其祖父杨殿邦于道光26年(1846)来淮任漕运总督，咸丰3年(1852年)御任后，于淮安（今楚州）南门更楼东购置一宅院。杨士骧少年时，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道败落，生活十分困难。但杨氏家风盛行勤奋读书，在他大哥杨士燮娶了吴棠次女吴述仙之后，不仅带来了丰厚的陪嫁，这个长嫂如母的榜样十分关注几个小叔子读书以求功名。杨士骧弟兄八人个个出国留学，出了四个翰林。杨士骧16岁成了秀才，光绪12年（1886年）中进士（二甲第二十二名），入翰林院，性格素以跌宕，弹丝度曲，兴会飙举；且善画梅，如空谷幽兰，意态俱足，入仕后遂罢笔。历任庶吉士、编修、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是晚清淮安籍为官职位最高的一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元月，杨世骧到职任山东巡抚不久，即拨白银8万两，在原济南农林试验场（今山东省农科院一带）的基础上，“酌建讲堂号舍”，创办了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民国二年该学堂改名为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民国十五年改称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1952年至1983年改称山东农学院，1983年迄今称山东农业大学。由此可以看出，杨士骧是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的积极筹划者和直接创办者。

《山东官报》为清末山东地方政府官报，系由杨士骧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30日创办，为山东省第一家官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杨士骧实授直隶总督。为收拢直隶文人，重新把保定莲池建成读书治学之所，同年，进士、编修出身的杨士骧下令对保定莲池加以修缮，亲题“水东楼”“观澜”二匾，同时拨银四千八百两交给时驻保定的直隶提学使卢靖，选择在古莲池园林东北隅水东楼北原养鹿的“鹿柴”处，盖了一座二层四十二间的双层西式图书馆小楼，占地269平方尺，于1909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为直隶图书馆。这实际上是直隶(河北)省省立最早的图书馆。

杨士骧生在晚清时代，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倡行文化教育革新，兴办报业、创建学堂、派遣留学生，传承、弘扬文化功不可没。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宋恕曾说：“山左之有学务也，实始于建德尚书，然学务则萌于项城宫保，而益光大于今泗州中丞焉。盖譬之汉营建章，项城时代为基础时代，建得时代为栋宇时代，至今泗州时代则为千门万户时代矣。”

光绪二十二年(1897)，两名德籍教士在曹州巨野被义和团所杀，德国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及胶州、即墨等地。杨士骧到任后，整饬曹州一带，“行清乡法”，严厉督捕“盗贼”，沿铁路线地区的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使德国人找不到沿线驻军的口实。然后，他以隆重的礼仪与“德酋”谈判，“以欢结之”“渐以理势开晓”，与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辛丑条约》签定以后，八国联军相继撤出京津地区。杨士骧趁势进一步与“德酋”交涉，终于使“德人竟撤兵还我利权”。德军首领“且请其国主赉杨以宝星也”。“宝星”是何物，不得而知，大概是勋章、纪念品之类东西，总之杨士骧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清宣统元年（1909年）6月26日，杨士骧猝卒于任上，终年仅49岁，归葬于淮安建淮乡。

杨士骧自挽联：

平生喜读游侠传；

到死不识绮罗香。

丧事由民国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其弟杨士琦主持，灵前悬有这一则杨士骧生前撰题的自挽联，吊客无不诧为奇谈。杨夫人奇妒，杨士骧生平惧内，不谈纳妾事，仅纳一妾，而且是杨太太陪嫁的丫头，杨夫人亦竟不容。杨士骧一谈起来神情抑郁，道是自作挽联，就是灵前所挂的这一则。下联“罗绮”，原指美女的衣衫，此指美女。有人以为堂堂封疆大吏，作此不庄之语，殊属“不成事体”，杨士琦却有辩解，说是“如兄之志”。

给李鸿章算账

据说，辛丑议和期间有一天夜晚，李鸿章睡不着觉，皱着眉头在中庭散步想心思，杨士骧上前询问原因，李鸿章说洋人开了一个赔款的账单和我们算的数目不一样，比我们算的多得多，不知是怎么回事？李鸿章认为多赔些银子还在其次，但为此事在谈判桌上丢脸事大。杨士骧跪下一条腿说：“卑职懂得一点洋算。”李鸿章大为高兴地说，“那你给我算一算。”杨士骧算的结果与洋人的数目相同。他解释说：我们的算法是用加法，利息是一年年加上去的，叫simple interest，而洋人用的是利滚利的算法，叫compoud interest，所以他们算的比我们的多。李鸿章听后豁然开朗，十分高兴，认为杨士骧有真才学，堪以提拔重用。辛丑议和中，杨士骧为李鸿章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李鸿章夸奖他“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遂保举他为直隶通永道，从而迈出他仕途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李鸿章薨于京城。他死后，杨士骧或题联、或建祠、或为李母祝寿，所有这一切莫不渗透着他对其上司的缅怀之情。李公祠，位于山东济南大明湖南岸，该祠占地1400平方米，据民国有关书刊记载：祠内正殿供着李文忠公的神位，殿后有飞龙楼，楼后为觉沤亭，为杨士骧所建，后该祠改为辛弃疾纪念祠。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为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祠堂，时署理山东巡抚的杨士骧题有一联：曾陪丞相后车，暂筹笔不才，获睹日月重扶之烈；又见神州大陆，创崇祠以报，足增云霄万古之光。上述对联中溢出杨士骧对李鸿章高度赞美和深切怀念之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士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极人臣，但他并没因居显官而把其先师李鸿章忘却。李母寿辰时，杨士骧曾送贺联：北牖萱荣，良辰衍庆；卤池桃宴，令子承观。

让袁世凯避灾

杨士骧与袁世凯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袁世凯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继直，算半个。”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天，慈禧太后与光绪去谒拜清西陵，让袁世凯随驾，袁世凯特地派了两名能员侍奉慈禧太后和光绪，其中就有杨士骧。史书记载：“杨士骧精于伺候，能博得慈禧太后极大的欢心。”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往内廷，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地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惊慌失措地回了家，然后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杨士骧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乘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至。”

同一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同时，杨士骧和自己家的所有人打招呼，切不可说袁住署内。三天后的清晨，风萧萧，京城寒，袁世凯即携眷属回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回家后，其幕僚张一鏖已经逃避。袁家仆人见张逃，亦皆惶惶。后有问张何故逃避。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支，如果被缉出，其祸还了得？我等每月只得若干金，都是我们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什么交情可言，怎么能与他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干什么用？张一鏖曰：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思？

为老百姓请命

光绪三十年（1904）杨士骧就任山东巡抚，他轻车简从，深入沿黄河在山东境内的水系和民间进行全面详细调查，获取大量第一手水文资料和沉痛的历史教训。杨士骧总结出黄河之所以水患不断，除“淤高而堤薄”等原因外，“人祸大于天灾”是根本，主要是负责水利的官员不称职，朝廷所拨有限经费不能及时、有效地用在刀口上。有的水利官员本职工作没做好，通过另外渠道易地做官。为此，他上书朝廷：奖罚分明。他在任期，总是“身巡河堤，历赏罚”，使具体负责水利的官员不敢有半点马虎，也使山东境内的黄河多年平安。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士骧被授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北洋大臣尤为中外瞩目。士骧一心治理，只是财政日减。于是计划开支，周旋因应，还常有节余，受到普遍称赞。当时，永定河宣泄不畅，杨士骧上书拨银款四十六万余两，主持兴修了永定河。宣统元年，杨士骧见百姓赋税繁重，于是上疏，建议不得向民间滥派钱粮，朝廷下诏应允，革去百年积弊。可以看出，杨士骧一心为政，体察民情，颇有作为。